我在想,为什么魏晋这个时代会吸引人?也许是我们对当时的文士有一种想像──风流蕴藉、虽然不修小节但神姿俊朗。不管是人物本身的事迹,或是其笔下诗文,都能看到乱世中,魏晋名士们以其独特的生命情调,绽放出不同的光彩。就像我们在图象数据中看到的[1]: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么恭喜你,你喜欢的其实不是魏晋风,而是宋制男装──这几张画作,全是宋人画。跟妹子提供的魏晋风上身照片,还真有那么几分神似呢!如果说,交领衫、长裙、商家所谓「大袖衫」这是宋制男装的形制之一,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宋制、魏晋风混淆的状况呢?
 
 
因为魏晋的年代久远,文物出土不多,要还原当时情状,少不得参酌图象数据。如果不看壁画,只看传世作品,现在谈魏晋时主要参酌的画作,如《洛神赋图》(图一左)、《高逸图》(又称《七贤图》图一右上),前者为宋摹本,后者为唐人画作,其他如:《斫琴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清一色为宋人摹本。
 
摹本与原本的时代相隔越久就越有偏差,很容易混入临摹者的时代特色。譬如传为顾闳中作的《韩熙载夜宴图》,真本已失,现存的「台北故宫甲本」(北宋摹本)与「北京故宫本」(南宋摹本)就差异极大:[4]
 

 
 
现在我们参考宋摹本来做魏晋衣物,自然会有宋制与魏晋风傻傻分不清的情况。而且历代文人画又常以高士为主题,所绘者是作画者当时的情况,抑或是想像中的古代文人的样貌,还是介于虚实之间,都需要逐一判断。
 
 
上图为《斫琴图》宋摹本,下面左右《槐荫消暑图》、《柳荫高士图》均为宋代文人画[5],如果我不说,会不会有人认为,下方两图的主题是魏晋名士呢?我们对于魏晋的印象,如果不看陶俑、不看壁画,只看传说为顾恺之的画作(实际上都是后人的摹本了),或是历代文人所描绘的高逸图、隐逸图,那么很有可能,会把宋的印象投射到魏晋。如果真的喜欢魏晋风,那不如看看有文物依据的宋制男装,会是什么样的风貌吧!
 
 
出土男性衣物的宋墓不多,在赵伯沄墓出土之前,能参考的数据就是金坛周瑀墓,其他如何家皂北宋墓,出土的多半是残片,报告虽然有文字叙述,但是偏偏不给照片。茶园山宋墓的也是相似情况,虽然看得到部分衣物展出,公布的报告内容着重在金器上,衣物的描述则付之如阙。
 
有幸黄岩赵伯沄墓出土了丰富且完整的衣物,除了完整的宋代公服文物出土,我们也看到了罕见的宋代男子裙装。
 

 
 
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一文中,记录了何家皂北宋墓出土五件裙装,报告中提及这裙装有两件较好,三件残破,分平展裙和百褶裙。两片较完整的叙述如下:
 
金黄色几何纹绫丝棉裙(编号28),下摆与系带已残缺。绫面,黄绢里,内絮丝裙面平展,由两块绫缝成,中间开口,上窄下宽,裙上部4厘米与裙腰缝接,腰两端延长为裙带。裙通长94、裙面长83、腰宽11、腰长78、宽带4.5厘米。
 
黄色素纱百褶裙(编号35)残缺不全。制作皱褶的方法是:裙腰与裙身缝接时,裙身每隔1.5厘米向右方收褶一次,裙身伸进双层绢裙腰内约1.5厘米,用直径0.20厘米的黄色丝线缝合,针脚长0.5–0.7厘米。系带为双层,长86、宽4.5厘米。
 
另外有白色麻布百褶裙(编号63)残片,缝制如黄色素纱百褶裙,残片呈扇形推论裙身至少由三幅缝合,只有中间一幅完整。平展裙的文字描述,跟德安周氏墓出土的星地折枝花绫裙(C.4)颇为类似,但是男子并没有像女子二破裙这样穿着的图象数据,此裙到底开口往哪边?还是做为围裙使用?都有待讨论。
 
而百褶裙因为残缺不全,报告也没有提供残片数据,仅知此裙褶子极密,「裙身每隔1.5厘米向右方收褶一次」,至于裙子是打满褶子,还是左右两端留有光面,均无法得知。这就像是我们看到宋人画里面,确实有各种裙子,然而画家总喜欢留给我们人物的侧身背影,在书画中确实韵味深长,但对于判断画得是何种裙式,只能让我们叹气。
 
 
赵伯沄墓出土的百迭裙,至少将这个谜题解开了大半,这是一件完整的男子裙装,裙子左右两端留有光面,中间打了十三个顺褶,根据现场拍摄者的观察,每个褶子宽度约在4公分左右,裙长93.5公分,腰宽则标注为41公分。(丝博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数据是根据裙子出土的样貌描述的,不知当初是怎么折叠的。)
 
这个裙式与其他宋代女墓出土的百迭裙是一致的。由是可知,百迭裙在宋代为男女均可穿着的裙式,而褶子宽度可能是相当自由的,因为在女墓出土的百迭裙中,可以看到像是推论为茶园山宋墓出土的裙子,褶宽有4公分(为工字褶),而黄升墓与花山墓的百迭裙,褶子就相对细密很多。而何家皂的残片虽然无法确知,此裙是否为百迭裙,但不妨碍证明,男子裙装的褶子,可以有1.5公分之细,也可以如赵伯沄的4公分之宽。
 
对照图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直领大襟(俗称交领)上衣与百迭裙搭配的情形,部分时候与氅衣搭配穿着。
 
 
直领大襟上衣搭配百迭裙,是不是男装所谓的「衣裳」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衣应该是长衣加裳,还是短衣加裳呢?图象数据上搭配的氅衣,是标准配搭配吗?是否能搭配其他的外衣呢?
 

 
赵伯沄墓出土的文物,根据展册《丝府宋韵》提供的数据,直领大襟衫袄长度分别为116、123、125、142公分,其通袖在266-292之间,袖宽约在54公分左右。可以知道,这些直领大襟的衣物,都是长衣。除了展出的八件上衣之外,在《宋服之冠》中还提及了,一件直领大襟的縠衫(下图右上),虽然没有数据,但按比例也可推知,仍是长衣。

 
参看周瑀墓的数据,也是相似,直领大襟衫袄均为长衣,衣长在133-135之间,只有对襟衫袄有衣长较短的数据。大抵可以推测,与百迭裙搭配的上衣,应为长衣。
 
因为长裙盖住了上衣,在图象数据中相对不容易应证,是否真为长衣搭配长裙。在下图中间的《扑枣图》,我们可以看到红衣小童,身穿长衫,外罩蓝色裙子,在裙子底下露出红色长衫的边角,底下穿裤。这个穿搭可以明确让我们知道,确实存在长衫搭配裤子、外罩裙,这样的穿搭方式。而图中下方穿着褐色长衫的小童,内衬红色短裙,下着裤,这应该是周瑀墓出土的短裙穿搭层次。
 

 
至于是否真的不存在直领大襟的短衫袄?这个问题则是未必。同样是《扑枣图》,黄衣小童的衫子明显短了许多,衫下着裙、裙下穿裤,直领大襟的短衫袄只是目前文物没有出土而已。短衫袄类的衣物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相信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回到文物墓主本身,宋太祖第七世孙赵伯沄、太学生周瑀,显然是士大夫阶层,不需要劳动,陪葬衣物没有交领短衫袄,也是自然不过的,文人画里的情境亦然。所以现在推论,以长衣搭配长裙,可能会更贴近当时的情状些。
 
以下是根据赵伯沄衣物数据制作搭配后的穿着情况,可以得出接近宋代文人画的形象,其外型极其接近商家所谓的「衣裳」。
 
 
 
商家所谓魏晋风,除了直领大襟衫搭配长裙,外头多半还会罩着一件「大袖衫」。众所周知,大袖衫实为女性礼服,与霞帔搭配使用──花山墓的大袖衫前短后长、曳地,同时出土了帔带。后来逐渐演化形成为后来常见的大袖衫,如黄升墓、周氏墓的大袖衫,背后有三角兜,与霞帔搭配使用,至明代则为大衫霞帔。这一路演变的脉络清晰可见,无论宋明,大袖衫均为女性礼服。往前回推,即便如唐制大袖衫,有壁画无文物,但也不会是与魏晋衣物一起搭配,当然也不适合与宋制男装搭配。
 
 
但是我们不管在电视剧或是文人画中,除了直领大襟衫袄搭配长裙,也常常看到外罩长衣的形象:
 

 最常见的应该是氅衣,如右上是经典的《听琴图》,途中氅衣衣长接近地面;左图元人华祖立摹赵孟頫《十子图》的庄周,也是相近的形象。中上的《香山九老图》就比较悬疑,正中间人物的衣服,领缘到了下方没有看到,这么莫非是衣长是短的?但实在不能肯定。
 
这种通裁不开岔,全缘边的衣物,赵伯沄墓出土了一件很相近,但是衣长只有85公分,是全墓中最短的一件上衣,这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和图象数据的长度对应不上。而且通袖也才181公分,和其他交领衫袄,通袖动辄270、291公分的相比,显然也是短了一截,要做为氅衣的根据可能不太适合。
 
而金代有个阎德源的道士墓,报告中记录出土了「大道袍」与「鹤氅」,这个「大道袍」与氅衣应该是相近的,然而是金代、又是道士墓,就不知金国道士的衣物与宋代文人的衣物,落差有多少?所以制作氅衣搭配长衫袄与百迭裙,应该是可行,但是有点风险的。(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赵伯沄出土的那件短衣与阎德源出土的大道袍,版型落差极大)明代韩思聪墓又出土可能是氅衣的文物,不过那时代又更远了。总之,喜欢氅衣的人是可以自行制作穿着,但是作为复原实验,应该更严谨一点,还是参酌比较没有疑义的文物,会比较妥当。
 
 
另一种可能搭配直领大襟长衫袄、百迭裙的罩衣,应该是褙子。在《睢阳五老图》中我们看到,其中朱贯、冯平、毕世长三位都外罩了通裁开岔的直领对襟衣物,冯平内搭的衣物无法确定形制,但看下摆状态,有可能是同色的衫袄与百迭裙,而朱贯和毕世长,明显都是交领衫袄搭配百迭裙的状态。上上图中下的《清明上河图》里,可以看到两个疑似穿着裙装的男性正在对话,其中一位衣物很长,貌似有开衩,疑似褙子;另一位则是罩着短衣。可见交领衫袄、长裙、褙子也是常见的搭配。
 
 
 褙子为男子便服,可以单独做为衫袄之外的第三层衣物穿着,或可衬于朝服之下做中单之用,其特征为通裁开衩、长垂至足,男子褙子还保有腋下垂带的特征。南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三.背子中襌》云: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夾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禅也,禅之字或为单,皆音单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内必有中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两腋有交带横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两腋各垂双带,以准襌之带,即本此也。
 
其特征与便服性质,在笔者〈关于褙子的一些文献与想法〉一文中已有论述,有兴趣可以参阅。而从文人画中可以看到,搭配直领大襟衫袄、百迭裙的场合,多半是文人雅集、游憩之时,也是属于便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要正式一点,应该穿袍装。
 
 
赵伯沄墓没有出土具有褙子特征的衣物,但是周瑀墓出土了不少褙子。〈金坛南宋周瑀墓〉中提到,周瑀墓出土了:
 
合领衫:七件,其中单衫五件,夹衫二件。合领对襟,大阔袖,身长过膝,襟怀一对系带,两腋下各舒垂一带……考查合领衫的形制,应为南宋士人服的长背子。
 

 虽然男女褙子同样是直领对襟、通裁开衩、长垂至足的第三层衣物,但是男装褙子放量极大、袖子极宽。周瑀身高152公分,褙子衣长120-127公分,胸宽平铺68-71公分,袖宽则在59-64公分之间,数据真的颇为惊人。
 
 
 除此之外,周瑀墓出土的褙子,前后襟长度不一,前襟比后襟大了许多。这个观点慕容正成在〈宋代男装褙子的几个特点及其剪裁〉一文中便已提出,我们延续这个观点来进行制作。
 

 这褙子与交领长衫、百迭裙搭配起来的效果如下:
 

 当褙子对穿的时候,是不是有种乍看是商家「魏晋风」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没有用雪纺的锅。当褙子交穿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以褙子还可以衬在朝服之下使用了。
 
所以回到标题,如果你真的放不下魏晋风,不妨考虑宋制男装。褙子、交领长衫袄、百迭裙,是可以达成你要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有文物支持。喜欢雪纺也没关系,看到赵伯沄那件縠衫和百迭裙了吗?看到茶园山墓的褙子了?如果材质换一下,是不是更贴近文人画中的风流形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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