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现代汉服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关系着手,为现代汉服的复兴理清些许思路,这两个关系即:汉服与现代性的关系和汉服与儒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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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关系着手,为现代汉服的复兴理清些许思路,这两个关系即:汉服与现代性的关系和汉服与儒学的关系。

写下本文,也是受方朝晖先生写的一篇‘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文章所启发,也深深感受到如今汉服发展之不易,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在这即将迎来元旦假日的时间段,自己也想写一写对于汉服的一些心中念想,遂以此引之,诸位姑且听之,姑且评之!

理解汉服,我们就必须应该先说说人的思维模式,要知道东西方的思维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由宏观到微观,西方则是由微观到宏观,不同的思维模式,自然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而由于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带来了不同的审美观念,其在中国服装文化中,表现为注重社会的协调,西方文化则追自然的法则。中国传统的社会及家庭教育中,服装行为规范被看作是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长期响着国人的着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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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王乐天在郑州街头发出的第一声怒吼,你是否记起,在千百年之前的隋朝,有一个同为王姓之人,为今后的宋明新儒学发声。

谈到汉服复兴,就不得不关乎到中华文化的复兴,本篇文章是我根据儒学的复兴探讨为辅,以汉服自身的特点为主,确立的未来汉服复兴的基本目标与方向。

相信想推广汉服的人如果走出第一步,就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汉服复兴就是封建复古,汉服即‘古装’。

在理清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说说什么是现代性,在金耀基先生他的现代化理论中,对‘现代性’做了一个诠释,认为现代性或者现代化即是世界化,现代具有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特点,但又不得不说,“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尖锐矛盾冲突的领域,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政治体制,另一方面这种“启蒙理性/现代性”慢慢变成了“工具理性”,也导致了对文化、对个体生活的囚禁和异化。

从这中间,对于现代性,我们应该要理解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性”往往都只是这个过程中所反映的一些特征,而并非这个过程自身的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这个词本身所含有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取向,并非由于自身的实然。

说完现代性,再来看看汉服复兴,我们所讲的复兴同样是具有现代性特性的,是常常以回归源头的形式来实现,其内容也必定随时代进步而更新发展,名为汉服也即现代汉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衣冠体系,这个概念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因为往往在一些新来者或旧人思想中,往往在不知觉间,将汉服与复古互划等号。

以史为镜,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的例子。

宋明新儒学又称宋明理学,其思想上承孔孟,阐述天理,以纠时弊,同时汲取佛道玄数家之长丰富发展自己,把儒学推向了新的阶段,最后以回归传统的形式实现儒学的创新发展,赢来儒学的鼎盛阶段。

殊途同归,汉服复兴其实质也是如此,以史料经典为骨,形制文化为纲,并汲取采纳与时代同步的面料与工艺色彩,树立系统的汉服类目紧切时代,形成完整的衣冠体系,所以它并不是封建复古,而是继承和发扬其优良的传统与文化,为将来将汉服及中华文化复兴推向新的阶段而奠基。

理解了汉服不是封建复古,那在汉服是不是古装这一点上,就更不需要多说,往小了讲,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相对于其他服装,如:

不过关于这一点,其实当别人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汉服是不是古装的思考,并不应该简单的从这单方面去思考,有人问汉服是不是古装,这个问题的更深次涵义其实已经超越了问题本身,这关乎到我们反思汉服与关于现性关系的定位。

在前言中我也说明,东方服装区别于西方,更注重社会的协调以及修身,所以对于汉服现代性关系的定位,我们就要从更广更大的体系中思量,也就是从世界范围内考虑。

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环境下,在工业化都市化的尘世中,汉服的发展必须面临和面对世界性的重大问题,身着汉服的你必须考虑其存在的更广阔的必要性,诸如道德沉沦、人际疏离、社会失序、文明冲突等人类社会失衡的重要议题,而唯拥有解决人类共同的重大问题、促进世界发展对其做出贡献的大胸襟大气魄的能力,才能成就其地位,才能显现汉服的定位,也只有将汉服切入时代性弊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汉服才能真正成为成熟的衣冠体系。

而当我们知道其定位,当汉服文化正在解决那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时,也就自然理解,汉服复兴不只是在服章上的复兴,汉服更不是古装,它是整个中华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它担当起的也就不止只是服章的作用,而是要在整个民族、整个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类的生活起中间作用,是文化复兴的桥梁,这虽然很难,虽然还在探索,但值得我们努力,予以汉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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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是一门文化,汉服复兴是一门文化复兴,前辈溪山琴况曾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概念,在汉服复兴的道路上,走在众人的前面,这是我们所有后来人所敬佩的,不过对于汉服理想,我却时而觉得有所丧失,随着汉服的发展,我想我们是该重新面对与思考,铸造汉服文化最高理想的问题。

而要解决汉服的最高理想问题,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它,而这,就又关联到儒家的一个思想,即‘夷夏之辨’。

关于夷夏之辨,我需要引用方朝晖先生论儒家的一段话,因为我在我看,方朝晖先生已经将其阐述的很是明白:“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由于过去的历史上中国人受地域视野的限制和一些人片面的解释,有人错误地将中国等于文明,将中国之外等同于野蛮,造成了夷夏之辨被误解为一种中国文化中心论。其实,《春秋公羊传》中已经充分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儒家衡量夏与夷的标准不是地域或种族身分,而是其行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即中国而用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用中国则中国之。让我们这样来表述,夷夏之辨的现代意义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是文明与野蛮的竞争,只有真正文明的文化或社会才会如百川归海一样,真正赢得人类其他文化的尊敬,引起全人类的向往;未来中华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决不是追求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成为经济、军事或政治意义上的富国或强国,而是建立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国家,其最高文化理想则是每一个人潜能、创造力与个性的发挥,人格尊严与正当自由的确保,以及人生幸福与价值的实现。”

从‘夷夏之辨’的观点可以抽出同样的道理,今日之汉服的最高理想,不是受地域视野的限制与片面的解释,不是来自华夏中心论的民族优越性,而是追求文明的理念,是追求一种可以使道德完善,人人和善,社会有序,文明自由的大同社群。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确立汉服最高理想,不是要去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世界,不是为了满足同袍们在幻想世界中的美好愿望,也不是为了提出一套理论强加在汉服衣冠体系的本身,而是发现汉服在今天的发展里,需要什么样的理想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服章衣冠,才能激励所有同袍在未来千百年中,进德修贤,披荆斩棘且不断前进,使汉服成为一个真正的价值实现。

目前志在推广汉服的袍子们全凭一腔热血以及模糊的愿景,可是这些在无情的时间长河中会渐渐冷却,所以关于汉服的最高理想,我们必须为同袍们明确,并在其之上下具体的概念,而一旦确立同袍的最高追求,其优点自然而见,至少在理论上汉服体系会给华夏带来无穷尽的生机与活力,会成为激发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不息的精神源泉,也会是众人文明自信的心理基础。

而到那时,我们会为儒服(PS:请让我称汉服为儒服,此处之儒服为代表汉服最高理想的衣冠,非古言之儒服,另我虽以儒学为例,但汉服并不完全附着于儒学,汉服亦是一种自身独立的文化体系)的精神价值而奋发,到那时也才真正体现‘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的理念,也更是儒学‘内圣外王’观念的直接表达,而这,才是中华的衣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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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汉服的古制与改良,我认为必须从清朝的乾嘉学派说起,而什么是乾嘉学派呢,容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都认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