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服:以赐服始,以国民服终。

摘要:锦衣卫、东厂是大明王朝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之一,他们身穿飞鱼服,腰挎秀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锦衣卫、东厂是大明王朝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之一,他们身穿飞鱼服,腰挎秀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近日湖南常德市穿紫河北岸一处工地发掘多座明代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明代荣王府承奉司承奉正周胜,据出土墓志铭的记载,这位高级宦官曾获赐飞鱼服,这个关键词也成了新闻的亮点。

大概是受《新龙门客栈》等武侠电影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飞鱼服就是厂公、锦衣卫们的公服,形制即为曳撒。

久而久之,东厂、锦衣卫、飞鱼服、曳撒这几个关键词便被绑定在一起,构造出一套“官服体系”,以讹传讹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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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服属赐服,是一种特典,近日常德发现的高级宦官周胜墓的墓志铭上也强调了飞鱼服是获赐。

飞鱼服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

但这些服饰并无特定形制,它们可能是出现在端庄的圆领袍或直身袍上的补子,也可以是刺绣在英武潇洒的曳撒、贴里袍上的纹样,形制不拘,样式各异。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内收藏有不少明代赐服,其中就有圆领袍款的蟒服、斗牛服,当然,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套香色飞鱼服。

孔府旧藏——香色飞鱼服

孔府内的香色飞鱼服形制为“贴里”,这是极容易与“曳撒”混淆的一种款式,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两者之区别。

首先,曳撒是一种袭承元代服饰而来,有浓厚蒙古风格的服饰,又称“一色”“一撒”,发音也源自蒙语。

其次,曳撒作为明代比较常见的男装款式之一,关于它究竟属于汉服还是蒙古服,一直存有争议。

洪武元年(1368)二月,尽管朱元璋曾颁布“诏复衣冠如唐制”之令,禁止胡服,但在《宣宗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我们都能见到曳撒在皇家大行其道,说明至少在明代皇家眼中,曳撒并非纯粹的胡服。

贴里的来源和曳撒基本一样,都有浓浓的蒙古风格,两者在形制上很容易混淆,皆为上下分作两截,

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后身不断,贴里则前后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细密小褶,无马面,衣身两侧不开衩,亦无摆。

贴里上也缀补子或饰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最直接的判别方法是看下摆,曳撒的下摆正中有马面,而贴里则全为褶子,无马面,孔府收藏的香色飞鱼服下摆并无马面,形制为贴里。

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不难看出,曳撒、贴里不仅常被明代士人穿着,也是宫廷太监、侍卫群体中被广泛使用的便服。

内使曳撒(董进绘)

《明实录》中有不少皇帝将飞鱼服赏赐给镇边将帅的记载,由于曳撒、贴里这种形制颇有戎装风采,绣上蟒、飞鱼、麒麟等纹样显得既美观又英气十足,这可能是电影中给武艺高强的厂公、锦衣卫穿上曳撒、贴里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孔府旧藏的飞鱼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曳撒、贴里与飞鱼已经成了最佳拍档,许多人也因而形成了固有思维,只要看见衣服上有刺绣的曳撒或贴里,一律统称“飞鱼服”,也不管那衣服上绣的纹样究竟是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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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衣服能不能称之为“飞鱼服”,不必看它是什么形制,关键取决于衣服上的图案。

所谓飞鱼,是古印度神话中摩羯演变而来,《山海经·海外西经》也有记载:“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作鲤)。”

因能飞,故得名飞鱼。不过在明代飞鱼服上却几乎看不到摩羯的模样。

如果不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放在一起仔细比较,还真的很难辨别出谁是谁,因为这些瑞兽一旦“明化”之后,全都奔着龙的形象去了。

兵人服饰上的纹样即为龙形蟒

先说蟒服,作为明代最高级别的赐服,除了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之外,属国的国王、部落首领也在获赐之列。

获赐的官员通常会穿着它绘制画像,例如八岁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弘绪,他在画像中就身着蟒袍,从直观上看,那袍子上的哪是什么蟒,分明就是一条龙。

没错,蟒服上的蟒与皇帝龙袍上的龙极其相似,区别在于天子龙袍上的龙有五爪,而蟒为四爪。但即使是如此微小的差别,居然还有人要搞事。

据《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倒台后,从他家里竟抄出五爪龙纹的衣料,看来这厮不仅是巨奸,还是个反贼。

到了明后期,蟒服滥赐,像张居正、徐阶这些大臣更是获得了稀有的坐蟒服,这种蟒的纹样与皇帝的龙袍更相似,都是正面全身,以前坐蟒只赐予最贵蒙恩者,明中后期皇帝滥用特典,坐蟒也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张居正身着蟒袍,纹样为霸气的坐蟒

既然蟒可以长出两角,飞升成龙,那么头部本身就长得像龙的飞鱼自然也要跟着学,也在头上生了两只角,原本飞鱼特征的双翼也“退化”不见了,若不是尾部保留着鱼尾特征,还真难以分别出它是鱼是蟒还是龙。

蟒服一般赐予一品官员,飞鱼则赐予二品,但由于两者太过相像,就连皇帝也会看错。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世宗皇帝春祭山陵时,将前来朝见的兵部尚书张瓒身上所穿的飞鱼服认成蟒服,十分不悦,问大学士夏言:“一个二品尚书,怎么可以擅自穿蟒(尚书二品,何以服蟒)。”夏言解释道:“张瓒所穿的是御赐的飞鱼服,只是和蟒相似罢了(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听了解释的世宗仍不满意,说:“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既然已被皇帝怒斥,礼部遂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

同时规定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可以穿麒麟服。不过也特别指出了两种人不许僭用赐服,一种是还领着指挥使级别的俸禄,但已不是侍卫的。另一种是虽为侍卫,但级别不够的,如锦衣卫千户、百户。

圆领款斗牛服

斗牛服和麒麟服是仅次于飞鱼的赐服,斗牛服通常赐予三品官员,而四、五品则赐麒麟服。斗牛的纹样也是蟒形、鱼尾,唯头上的下弯的双角有些牛角样子。几种赐服中,即使是较好辨认的麒麟服,也多少有些龙的影子。

当然,如飞鱼服、麒麟服等除了作为给文武百官的赐服,却也的确算是锦衣卫的标志之一。

锦衣卫除有军政搜集情报、巡查缉捕等职能外,也要“掌直驾侍卫”,同时还得充当仪仗队,由于这些特殊性质,他们穿衣的权限也相对较大。

例如锦衣卫中有身着铠甲,手持金瓜的“大汉将军”,这些“大汉将军”并非真正的将军,而是身着铠甲的仪仗队。

明代皇帝举行视牲、朝日、夕月、祭历代帝王等活动时,锦衣卫堂上官(指挥使)可穿大红蟒衣、飞鱼服,头戴乌纱帽,腰挎绣春刀,“千百户穿青绿锦绣服随侍”。

要知道即使是锦衣卫指挥使也不过正三品,却能穿蟒服、飞鱼服,嘉靖皇帝下令规范制服,也唯独对锦衣卫网开一面,允许侍卫者穿麒麟服。

从这个角度看,后世将飞鱼服误认为是锦衣卫的官服倒也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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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服、麒麟服在今天依然是传统服饰爱好者较为热衷复刻的种类之一,不过当他们将穿上飞鱼、麒麟的照片发布在网络上时,难免引来一些调侃,说这些都是皇帝的赐服,没有品级的人乱穿就不怕砍头?这样说实在是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条主义错误。

莫说明朝已亡了三百多年,哪怕是穿越回大明(中晚期),僭越穿穿蟒服、飞鱼服也不会有问题的,这种事古人早干过了,是有传统的。

明代官服、赐服虽有制度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混乱。明代史籍不止一次出现官服乱用补子、革带制度混乱的记载,明代的武官无论品级高低,往往都要在衣服上搞个狮子补(一品),低品级的补子他们基本不用,难怪王世贞在《觚不觚录》感叹“而今则通用狮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晓也”。官服尚且如此,赐服就更不必说了。

赐服被滥用,蟒服首当其冲,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现。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明代早期的皇帝对于衣制的管控比后期要严格得多。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曾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朱祁镇的孙子朱佑樘也在此问题上做过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请禁蟒服,奏折中,边镛对服饰上的蟒纹提出质疑:“蟒蛇本该没有角也没有爪子,现在的内官获赐的蟒服全是龙的形状,实在不成体统。”他建议将受赐官员的蟒服尽数收缴,也不许再织造,违者严惩。孝宗皇帝也认为有理,遂颁布命令禁止私造赐服。然而孝宗皇帝的这些努力,在他驾崩之后很快就会被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消费掉。

明武宗朱厚照同学

前文讲过,赐服只有图案而无固定形制,但毕竟是皇家特典,遇到有偏好的皇帝,还是得随他开心就好。

以爱玩会玩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对战争游戏情有独钟,他不仅自封大将军玩亲征,像曳撒这类带些戎装色彩的服饰也为他所偏好。

据《明实录》载,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驾车返京时,下令给礼部,让前来迎候的文武百官全都穿上曳撒,头戴大帽,腰系鸾带,同时还赐给群臣大红紵丝罗纱各一。

这些受赐的大臣连夜将布匹制作成曳撒,准备第二天全部穿上到德胜门迎驾。明武宗此举完全是随着自己的喜好而为,并不合礼制,当时礼科都给事中朱鸣阳就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曳撒、大帽都是用于行役的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