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晚春夏至，这里常有靡靡细雨光顾。细雨小憩片刻便匆匆而去，唯独遗下一片薄雾——这雾于今是有别的。这雾是潮湿而清润的，是呼入口中泌人心脾的，是氤氲间天地清晰可见的。
远远地，走来跌跌撞撞一具身影，束发高冠，衣绣锦缘，玲琅遍体，腰间佩着长剑。这便是三闾大夫屈原予世间最后印象。彼时屈原穿着，显于朝堂，实属常态。但在这荒僻山野，庶人们不过短褐草履的世界，忽然见着这么一身打扮，也难怪纷纷将之视为隽英，投米于江唯恐群鱼果腹了。
1973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男子御龙帛画、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彩绘楚俑以及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类袍服织物，我们大体可对春秋战国乃至两汉的服饰有一个初步认知——虽材质、用色、款式乃至配饰都有基于不同身份、社会地位的区分，但人类追求美的天性或曰基因早已参杂其中。于是乎，沿着汨罗江畔踽踽而行并最终心灰意冷投身其中的愤怒、狷介但又不无自怜和自恋的三闾大夫也浅声低吟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屈原身上穿的，只是曲裾深衣——虽用料精细，但式样倒不算离经叛道。三闾大夫自称“奇服”，却未必真正撩得动卫道士们敏感内心。服装在那时代，除满足基本羞耻心及御寒外，更多作用依然是政治意义上区分等级身份的标识与壁垒。比三闾大夫早几百年的晋献公曾命公子申生出征东山夷狄时“衣之偏衣，佩之金玦”，这行为蕴含着晋献公强烈个人意愿与政治诉求。理所当然的，这行为也在公子申生智囊团里引发激烈讨论。数十年后跟随晋献公另一位公子重耳中兴晋国的名将狐毛、狐偃兄弟之父狐突在内的数位忠于公子申生的军事参谋咸以晋献公此举用心险恶，意在谋害太子申生——当然这位可怜人儿最终并未逃脱噩运——因用代表分离的“尨（音忙）奇”（杂色奇怪之服）和不能恢复圆满的“金玦”来暗示……抛开这些鲜血淋漓的阴谋，偏衣本身还是相当有后现代风格的服装，“异色，驳不纯，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衣。”也就是说，从后背接缝处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颜色，即便放在今天，这种用色的设计亦不可谓不创新。
说到春秋、战国时的服装，“胡服骑射”似乎是不可避开的话题。但事实上，这是一系列因“服”之名的系统改革，包括但不限于政府纲领、军事策略等，易服很可能并非最具关键意义的行为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基调。胡服非常完美地体现了游牧民族对于行动快捷的需求——“其带具带，其履靴。其服，上褶下袴。”（王国维语）具体特征是有别于黄河、长江流域诸国服饰特点的窄袖、短衣、左衽或对襟，以及完全合裆的裤装。西北游牧民族则广泛将毛皮运用到了胡服当中，更有防止狼犬咬啮的皮靴问世。另外，带钩与准蹀躞（音碟泄）带的组合，除了携带大量随身物品这一功能外，至今仍是男性常备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且东、西方近乎无缝对接般拥有了此项技术。今存大英博物馆“萨顿胡”展区中东英吉利国王雷德沃德的金属带扣便是最佳例证。胡服的现实意义远大于修饰意义，虽然贵族的衣装不乏妆点。
秦汉更迭，服装被赋予的附加意义更加繁重，但无非是区分庶民与权贵、权贵与权贵之间的标示，而区分方法自然从服装原料、款式甚至颜色延展开，细节决定价值，价值却并不完全以经济基础界定。
首先，长短的分别仍然是俭朴与奢华、尊崇与卑贱的重要分别。公元前180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代王刘恒不无意外地成为汉朝第三位手握实权的执政者（第五位皇帝），是为汉太宗、孝文皇帝。彼时，天下已有鼎沸之意，文帝身怀谨慎，大幅削减租赋，又裁撤各类靡费，后世皆以敦朴赞颂。在《汉书.文帝纪赞》中提到文帝之节约，就有“身衣黓绨（音亦提）。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感叹——自身穿着黑色粗制绨衣，宠幸的慎夫人则穿着下摆不曾到地的衣服，帷帐上也没有当时流行的华美刺绣，这应该是作为帝王却俭朴的表率吧。但由此亦可见普通庶民或终两汉不绝的奴隶阶层，恐怕更是短褐穿结、衣不蔽体的窘状。至于经济情势稍好的阶层，虽然服饰、家用稍可以媲美权贵，却遭到权贵阶层紧密注意。晁错对文帝描述汉代商贾的生活现状时，不无愤懑，显然对于商贾阶层所拥有的、足以承担“履丝曳缟”的经济实力恍若旁顾。从这些记叙中不难看出，丝织品、以各种图案相间的华美刺绣显然为当时主流审美所接受。蜀锦则在更早的战国时期便奠定了其在中国服装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专司管理蜀锦生产、输出的“锦官城”成为后世对于成都别称，便是对于蜀锦历史意义的肯定。从战国至两宋，蜀锦不惟是奢华衣裳的代表，更是巴蜀经济重要一环。三国时蜀汉执政者诸葛亮曾喟叹：“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案三国时期蜀汉总人口不过百万，而诸葛亮屡番进军陇右，试图逐步吞并魏国。根据记载其用兵每在数万之众，以不足百万人口维持一支数万人规模军队给养，显然并不足够。彼时，著名官二代、魏世祖文皇帝曹丕一改其父作风，不但大举起用士人，开《九品中正法》为社会阶层画阶，本人亦是从小奢靡玩耍、于各色娱戏无所不通的。这位爷于饮食衣服之道曾发表过一段震耳发聩、后世永铭的诏文：“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繱、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未闻衣布服葛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活了三辈子的人才能整明白怎么穿衣服，活了五辈子的人才真正懂得吃喝。穿衣吃饭，不是件容易事儿吖！珍惜宝贝必然是在咱中国（意指魏），夏天咱是雪样儿白的丝织物，缣、繱、绡、繐；冬天咱是层叠绣满图案的罗、纨、绮、縠——就没听说过谁还（跟吴国人似的）穿粗布衣裳出街的！虽言语间对于魏物产颇为自矜且顺带羞辱了当时以粗麻葛布流行的孙权治下的江东。“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但事实情况是——虽然在高上大的环节东吴无法与魏、蜀比拟，但麻葛的流行却让庶民在穿的基础民生问题上得到不少保障。
魏晋时士人风流，在穿衣上也奉行着与时风背道而驰的精神。羽扇纶巾，褒衣博带，且喜好反复浆洗的旧衣，成为当时风尚。牛车上载着醉眼惺忪的士子，宽袍大袖、袒胸露臂，下着或绔，足蹬木屐，这便是这时代名士的标配。唐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忠实地再现了当时士人的穿着——图中阮籍、山涛、王戎和和刘伶或戴小冠或裹巾子，所着皆宽袍大袖，随侍童子衣虽短，袖口却也敞大，下着裤装；刘伶的手中还攥着士人们深相喜爱的饰物，麈尾。这残缺的画卷，换作上世纪6、70年代的利物浦街头，则应当是四位着夹克、喇叭裤，蹬着尖头皮鞋，戴着足以遮住大半个面庞的太阳眼镜，齐刘海平着眉梢的愤怒青年吧？
魏晋南北朝中后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始了，一切的风俗和习性都在交互影响，服装当然也不例外。由此开始，广义上的汉人群体诞生，而广义上的中国服装则早已存在，延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