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有的，可以从汉服融入的元素来探究历史，比如唐朝喜好丝绸，明朝吸收蒙古服元素。
出土的汉服基本上代表了当朝艺术的巅峰，才能放进墓里，所以更多的汉服记录只能从历史上的论语 后汉志等等来查看。
但是现在汉服圈只讲型制一点也不尊重历史这点让我十分寒心，用一本本现代编译的汉服书就能代表我汉族人民传统服饰，简直是无稽之谈。
历史汉服不仅仅是礼服，还有田服 鲜服 猎服 戎服 等等，现在只剩下礼服，这让我十分伤感。
汉文化服饰（礼服）
起源形成
一些古籍的观点认为，汉族（及其先民）已有独特的服装体系了。例如，《史记》认为“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在未有考古实物支持的年代之前，汉服最早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时期。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
汉服活动
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服饰制度逐渐完善，并形成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18]。“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要义。[19]周礼参考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乐制度。[20]
汉服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衣服的款式空前丰富，主要表现在深衣和胡服上。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上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并创造了深衣。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古时上下通行之衣为深衣，代表时代特征的服装亦为深衣，深衣实可为古服之特征。言古服者，应先及之。何谓深衣，《礼记·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总之，深衣之制，实为古衣之首，深衣之领袖群衣，不独在其制度形式，且上下通服，在时间上，流行最久。与深衣同时出现的还有胡服，胡服一般由短衣、长裤和靴组成，衣身紧窄，便于游牧和射猎。赵武灵王为强化本国军队，在中原地区首先采取胡服作为戎装。由此，穿着胡服一时相沿成风[21]。除此之外，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为扎紧，有人还常戴鸱角帽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等下裳[22]。
后世发展
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各项制度，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汉朝的礼仪制度由汉高祖的太常叔孙通依据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所制定。[23]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蝉衣内有中衣、深衣[24]。西汉时典型的女子深衣，有直裾和曲裾两种，裁剪已经不同于战国深衣。西汉男子深衣外衣领口詹宽至肩部，右衽直裾，前襟下垂及地，为方便活动，后襟自膝盖以下作梯形挖缺，使两侧襟成燕尾状[25]。汉代女子劳动时喜欢上着断襦，下着长裙，敝屣上面装饰腰带长垂；汉代男子劳动时上着断襦，下着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士农工商皆可穿着[26]。
汉服
至东汉明帝，参照三代和秦的服饰制度，确立了以冠帽为区分等级主要标志的汉代冠服制度。服饰在整体上呈现凝重、典雅的风格。秦汉时期的男子，主要穿着的是一种宽衣大袖的袍服，主要分为曲裾袍和直裾袍两类，除了祭祀和朝会以外，其他场合均可穿着。汉代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配绶制度。汉代女子一般都将头发向后梳掠，绾成一个髻。髻式名目繁多，不可胜举。此外贵族女子头上还插步摇、花钗作装饰。奴婢则多用巾裹头。汉代女子的礼服是深衣，与战国时不同。还有穿襦裙和裤的。汉代对鞋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影响，由魏晋的仍循秦汉旧制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渐趋融合。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以自然洒脱、清秀空疏为特点。用巾帛包头，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首服。较为流行的是一种在小冠上加笼巾的“笼冠”。这个时期的汉族男子的服装主要是袖口宽大、不收衣祛约束的衫。汉族女子的发饰也颇具特点，主要是假髻的风行。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唐代服饰承上启下，法服和常服同时并行。法服是传统的礼服，包括冠、冕、衣、裳等；常服又称公服，是一般性正式场合所着服饰，包括圆领袍衫、幞头、革带、长筒靴等。品色衣至唐代已形成制度。平民多着白衣。唐代女子的髻式繁复。还有在髻鬓上插金钗、犀牛梳篦的，贵族女子面部化妆成鹅黄、花钿、妆靥等。唐代女服主要为裙、衫、帔。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
宋代服饰大体上沿袭了隋唐旧制。但由于宋朝长年处于内忧外患交并之中，加上程朱理学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服饰崇尚简朴、严谨、含蓄。唐代的软脚幞头这时已经演变为了内衬木骨、外罩漆纱的幞头帽子。皇帝和达官显宦戴展脚幞头，公差、仆役等戴无脚幞头，儒生戴头巾。宋代男子服装仍以圆领袍为主，官员除祭祀朝会以外都穿袍衫，并以不同的颜色区分等级。宋代女子的发式以晚唐盛行的高髻为贵，簪插花朵已成风习。宋代的女裙较唐代窄，而且有细褶；衫多为对襟，覆在裙外[27]。
元朝时期长衣统称为袍，其样式南北方差异不大，但材料贵贱精粗，却差距悬殊。汉族男性发式变化不多，但北方的汉族女性发式较前简化。明朝建立之初曾力图消除元朝蒙古族服制对汉服的影响，“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但未能完全贯彻执行。至洪武二十六年才开始确定了许多服制。明朝时期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衣着材料有所改善。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用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普通百姓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承袭了传统服饰样式，并且品种十分丰富。明朝时期，一般人所戴的帽，除了过去流传下来的，朱元璋又亲自制定了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即六合一统帽和四方平定巾[28]。
剃发易服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便于维护满州的统治，实行“剃发易服”，服汉衣冠、束发者治重罪[29]。满族入关后，下令汉族剃发易服，“衣冠悉尊本朝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30]此后清廷多次就剃发易服颁发谕旨[31]。
剃发易服
顺治二年，清军攻下江南各省，清政府从此下令在全国推行剃头改服的制度。清政府再次颁布剃发令，要求“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如果有“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当时由于穿汉人衣裳而被捕杀的人不计其数。江阴人民奋起抵制，坚持抗战三个月，城破，全民死战，男女老幼无一投降。嘉定民众也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斗争，受到清兵的残酷屠杀，演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残暴的惨剧。当时中国广大地区，由于明朝末年封建统治者对农业、手工业的摧残，以及官军对农尺．起义的进剿，已经造成许多地方千里无人烟，满目疮痍的景象。随着这种残酷政策相继而来的，便是改冠易服。清廷再次用政令强制汉族军民一律改着满族服装。有些乡间农民，因不知朝廷法令，偶尔穿着明代服装进城，大多要被剥得全身精光，并且以能保全性命为幸。由此可见，改易冠服与剃发令一样，都是通过强制办法推行的[32]。
汉族长期的抵制斗争使清政府也考虑做些让步，以稳定局势。于是提出所谓“十从十不从”，即服装上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僧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以及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这点有限的让步，终于保留了一些汉服中的特点，但总体而言汉服仍在清朝统治者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下逐渐消亡了[33]。也致使了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汉族男子服饰基本以满服为模式，旗袍、长衫、马褂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民族服饰的改良和发展，而非汉族传统的民族服饰[34]。
留存复兴
汉服本身虽然清朝剃发易服等统治政策下消失了，但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部分元素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仍能看到汉服的部分元素。21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审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些人通过考据汉服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复原了汉族传统服饰，同时通过恢复传统节日，恢复传统礼仪，祭祀先贤，推广传统学说，宣传传统乐器等重新宣导恢复传统汉服并身着汉服进行推广，并称之为汉服运动[35][36]（这种复兴不要参加哦，一群不了解历史的人。）
胡服是古人最常穿的服装类型，汉服是礼服。
胡服是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的服装的总称，即塞外民族西戎和东胡的服装，与当时中原地区宽大博带式的汉族服饰，有较大差异。后亦泛称汉人服饰以外的外族服装。胡服一般多穿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活动便利。古代常见胡服有圆领袍、曳撒、高腰襦裙等服饰。
中文名
胡服
服装来源
古代西方和北方外族服装的泛称
服装形式
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
特点
衣身紧窄，活动便利
流行时期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
发展历史
春秋战国
胡服进入华夏，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族群的入侵，推行胡服骑射。胡服与当时中原地区宽松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裤子紧窄，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因为胡服轻便实用，所以很快从军队传至民间，被广泛采用。
胡服骑射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在进行这次服制改革前，也有一些顾虑，他知道要改变周公、孔子传下来的衣冠礼仪之制势必会受到谴累，于是便和先王贵臣肥义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支持武灵王说:”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由此坚定了武灵王的信心：”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随即，他又说服了叔父公子成，对一些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的大臣，武灵王怒而斥之：”先王不向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他认为每一个适应时代潮流的人，都应懂得”法度制令各顺其 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而不应拘泥古礼，墨守成规。
为了给全军作出表率，他自己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代吏全部穿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赵武灵王所采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和这些服装相配套，当时流行于西域的冠帽、腰带以及鞋履等也一并被采用。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也采用了部分赵国服饰，如《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所言：”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另外，秦代所用的高山冠、术士冠以及武士所穿的黑色之裤，都直接受到胡服影响。直到汉代，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汉代武将所戴的大冠，就从”赵惠文冠”演变而来武士所用的短衣大袍，也是采用胡服遗制。不过这些服饰大多只用于军旅，不通文儒。帝王百官朝祭之服和燕居之服，仍用周制。
着胡服卡弗坦的吐火罗人
东汉灵帝时，汉灵帝刘宏是个崇”胡”迷，他出于个人的喜好，置传统礼制于不顾，一味追求效仿胡俗，不仅穿著胡服，而且全盘采用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一举动，也为其他贵族所效仿，以至引起整个京都胡俗盛行。《后汉书·五行志》中即记有这方面的情况:”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由于灵帝沉溺于胡俗，不亲朝政，国家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致使党锢之祸复起，阶级矛盾激化，最后引起黄巾起义的爆发。
魏晋时期
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汉末三国时期蔓延全国的大瘟疫和频繁的战争，使中国人口减少过半，西晋时期，塞外诸民族大量内迁，八王之乱后，国力衰弱，内迁诸民族趁机纷纷叛乱，在华北相继建立多个政权，并互相厮杀持续百年，史称五胡乱华。各塞外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按照本族习俗制定服制，到了北朝时期，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废除了胡俗，并以汉服为礼服。
北魏孝文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北魏孝文帝在位，曾禁止鲜卑胡服。《资治通鉴·梁敬帝太平元年》：“﹝ 齐显祖 ﹞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宣和遗事》后集：“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妇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识之。”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中原人民的服饰则从北方民族服饰中吸取了不少精华，如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更加适体。
到北齐时，胡服则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绝大多数汉人都喜欢穿着胡服，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连谒见皇帝也不例外。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记:”北朝则杂以戒夷之制，？止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也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长靿靴，有碟？带，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所垂碟？，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短衣长裤是这个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服式，衣式一般多用窄袖，长至胯部，很少有过膝的，下摆部分通常做得比较紧窄，也不开衩，故名”合胯袄我伯叔，我昆弟，我亲戚故旧，固犹是冠胡冠服胡服，以苟安其奴隶也。”
这位皇帝五岁时登上帝位，国家政事长期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出身汉族，她的生活习俗对小皇帝带来很大影响。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死后，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首先将首都从北方平城迁至中原洛阳，随即开始了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改革。他奖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共同改革鲜卑旧俗，禁止30岁以下的官员说鲜卑话，将鲜卑复音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本人也改姓为元，对服饰的改革更不遗余力，明文规定鲜卑人穿著汉族服装。一次在街上看到还 有妇女穿著鲜卑族的小袄，回到朝廷便对负责督察的官员大加训斥，可见其认真。历史上将这次大规模的改革，称之为”孝文改制”。 有趣的是在孝文帝子”。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汉族人民从北方民族那里接受的服饰还有突骑帽、郭络带和吉莫靴等。百官常服用-靴，也取北朝遗制。唐代因袭此制，唯将靴子的长统改为短统，文武百官均可穿著，不仅可著之杂处，而且可著之上朝。民间男女穿著胡服也十分普遍，尤其在唐玄宗时代，更是广为流行。
唐宋时期
胡服流行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女子流行穿胡服骑马。它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
胡服原型:伊朗萨珊王朝的卡弗坦
唐代流行于西域地区以及波斯等国的胡服卡弗坦，卡弗坦形制为锦绣浑脱帽，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鞋。流行的原因是初唐至盛时期，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往及胡舞的兴盛。据王国维氏《胡服考》，到了宋明时期，汉族皇帝又颁布法令禁止胡服和胡俗，复兴汉服和汉文化。
唯唐代胡服，何以兴盛，不外以下三因，一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二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三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 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著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据说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间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进而出现了”胡妆”盛行的情况。正如元稹《法曲》一诗所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 竟纷泊。”
穿胡服卡弗坦的唐人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回纥汗国，接受唐朝册封，回鹘人的服装曾在宫廷妇女中广为流行。花蕊夫人在她的《宫词》中就曾写道：”唐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宋代北方的契丹人力量逐步强大，对宋朝造成很大威胁，宋朝的统治者非常惧怕”胡风”的渗透和漫延，同时也担心汉人穿著胡服之后，出入市井难以分辨，据《宋史·舆服志》等书记载，在两宋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间效仿胡俗，穿著胡衣。如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 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免褐之类。”
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尽管多次申饬，但并没有完全奏效，民间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
唐代回鹘胡服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规定：”敢为契丹者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明清时期
明朝驱逐了蒙古统治者，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当然十分重视，在刚建立政权时，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时还不许使用胡语、胡姓。后来政局相对稳定，有关诏令逐渐减少。明朝的曳撒[1]和贴里则吸收了蒙古服装的元素。
明代中裤
清代满洲人统治中国后，推行剃发易服，用暴力迫使汉族男子剃发留辫，穿著满洲人服装：”若有不遵本朝制度，杀无赦。”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妇女、儿童、僧人道士等不必穿着满服。因此，清代的汉族妇女仍可穿著汉族服装。
晚清民国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中晚期，汉族妇女的服装逐渐满化，男子服装也有所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长衫的出现，与满洲男装不同的是，长衫是左右开衩，无马蹄袖。
服饰特征
胡服的一大特征是短衣齐膝，这种服装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史记·赵世家曰：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胡帽
胡服的冠帽上常常有貂尾，这是由于北地寒冷，冠的造型则如簸箕，赵国接受了这种冠式，并进行了一些改制，如将原来用于御寒的貂尾改为冠上的一种饰物，插在冠的两侧，并加以金珰附蝉。几年后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赵惠文王，就以儿子之名命名此冠，时称”赵惠文冠”。这种冠饰的形象，在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铜镜上有所反映。
胡带
汉族人民在穿深衣或衣裳时，所用的腰带大多以纺织物为之，这种腰带系结起来不很方便，与此相比，胡服的腰带就比较先进，通常用皮革制成，皮带上打有小孔，带头部分装一金属环扣， 并缀有扣针，使用时将皮带穿过环扣，收紧之后以扣针固定，不仅方便，而且牢固。
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腰带，以皮革制成，它与一般皮带的不同之处是在皮带上装有几个金属制成的饰牌，每个饰牌下连着一个小型铰链，铰链下套一个金属小环。这种小环是专为系佩杂物而预备的。因为游牧民族居无常所，平时生活所需物品，都要随身携带，帐具、炊具等大型器物多拴在马上，而一些小型器物如刀、剑、针筒、手巾、磨刀石等，则只能佩在各人身边，这种缀以小环，挂于杂物的皮带，就被称之为蹀带。西域将装有带扣的胡带称之为”师比”，译成汉语，也作”犀比”或”胥毗”。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时，考虑到它的便利，也引进了这种腰带。
胡靴
赵武灵王同时引进的还有胡履。过去，汉族人民所穿之履往往以丝帛为面，麻缕为底，朝会之舄则用木底，这种履舄多为短帮，平时穿著没有问题，用于行军则不太适宜，尤其不适合跋涉于水 草之地。而胡人之履则以皮为之，做成高统，这种革履用于军旅显然要优于汉族的履舄。因此也被赵武灵王采用。最初称为”络鞮”，后来则称其为”靴”。
胡裤
汉代的胡裤源自波斯沙瓦的影响。沙瓦波斯文为 ，转为罗马字为shalvar，在波斯语里就是指的裤子，印度写为Salwar，土耳其写为Chalvar。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
胡裤的原型波斯沙瓦
胡饰
唐代胡舞盛行，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譬如从西域康国传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饰就很有特点，据当时杜佑所编的《通典》一书记载，舞蹈者通常 为两人，都穿”绯袄，锦绣绿缓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又如石国传入的”胡腾舞”，舞人都要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
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就有：”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的描写。另外，在舞者的腰带上还往往装有金属小铃，随着舞蹈者的运动节奏而发出和谐的声响。这种服装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妇女在模仿这种舞蹈时，也采用了这些服饰。
胡衣
唐代妇女所穿的”胡服”，从大量传世和出土的唐人画塑来看，通常由锦绣帽、窄袖袍、条纹裤、软锦靴等组成。衣式为对襟，翻领，窄袖；领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中，都绘有穿这种服装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的腰间，还系有一条革带，革带上还附缀以若干条小带，这种革带就是南北朝蹀带的遗形。
唐代最常见的是波斯胡服卡弗坦（ ），胡服卡弗坦是一种棉或者丝制的，长至脚踝的长袖风衣，腰间用带系拢的正装。对不同等级的胡人，也有颜色、花纹、扣子的区别。它对中亚和西域影响很大，不仅仅向北影响了维京人的民族服，西域的吐火罗人也穿，通过丝绸之路也影响了唐朝时尚，可能对满人的马褂也产生过影响。
除这种胡服以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对汉族妇女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回鹘装的流行。回鹘为维吾尔族的前身，在唐朝开元年间，回鹘一度是北方最强盛的民族之一。”回鹘衣装”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上还可看到：其制和长袍相似，也用翻领，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则比较宽大，下长曳地；领、袖等处也镶有宽阔的锦边。脚上则窄著软底翘头锦鞋。
元代蒙古族有一种长袄，以毡革、彩锦或苎丝制成，交领窄袖，下长过膝;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彩丝捻成细线，横缀于腰数道，既可藉此束腰，又可用为装饰，因形得名，被称为”腰线袄子”，省称”腰线”。
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对这种服装的形制有比较具体的描述:”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苎丝金线，色用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徐霆在这段记载下加了一段注释:”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耳。又用红紫帛拈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叶之奇《草木子》也记:”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这是元代服制中颇具特点的一种服装，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郝经《怀来醉歌》中就有”胡姬蟠头脸如玉，一撒青金腰线绿”之句，可见其流行程度。然而就是这种服装， 在明代服制中依然存在，《明史·舆服志》中就有”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的记载。
清代旗装本指旗人所穿的长袍，包括官吏的蟒袍、行袍、常服袍等，都在其例。按清代礼俗，皇帝百官参加祭祀和庆典，都穿长袍。后妃命妇在这种场合，也以长袍为礼服。平常家居，汉族命妇可穿裙裙，而八旗命妇仍穿长袍。时间一长，就将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称为”旗装”，而男子的 朝袍、蟒袍则不属其类。
清初妇女的旗装实物，在内蒙古白音尔灯荣宪公主墓曾有出土，墓主为康熙皇帝之女，这些旗装都以绸缎制成，上施彩绣，圆领、窄袖，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由此而下，逐渐放宽，下摆部分则异常宽大，在领子上还镶有一道狭窄的黑边。到了清末，经过200多年的演变，旗装的样式渐变得袍身宽敞，外形平直，高领宽袖，领、袖、襟、裙镶有宽阔的花边。
辛亥革命后，上海女性受到西方剪裁的影响并对原来的旗装作了不少改进，如将袍袖收小，袍长缩短，衣边改窄，腰身收紧，并在腰、臀部位采用了曲线，使之更为适体，变成了我国近代妇女的主要服式。
史料记载
胡服之中，有所谓马卦者，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说文·革部》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释名·释衣服》：”胡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说的都是这种鞋履。赵国采用了这些服饰，极大地方便了作战，军事力量也逐渐增强，并于公元前296年，相继灭了中山、林胡、楼烦以及雁门，向北扩展了上千里疆土，使赵国一跃而成为强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