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汉族服饰

摘要:曾有人形容服装是历史的镜子,此话非常恰当。不同时代的不同穿戴,都反映着那个时代鲜活的生活。一种服装名称的后面,固然有一定含义,而更深层的意义恐怕并不是穿着本身,而是服饰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妨一起去了解这渐进、传承的中国传统服饰。

曾有人形容服装是历史的镜子,此话非常恰当。不同时代的不同穿戴,都反映着那个时代鲜活的生活。一种服装名称的后面,固然有一定含义,而更深层的意义恐怕并不是穿着本身,而是服饰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妨一起去了解这渐进、传承的中国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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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从《易·系辞下》中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天人合一、阴阳交济的思想:乾为天,为阳,为玄;坤为地,为阴,为黄。象征乾坤的衣裳经人服用后天下即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史记》中也有记载: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早在五千年前,华夏先民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来又发明了饲蚕和丝防,使人们告别了树叶蔓草为衣的初级装束,开始进入日臻完备的衣冠时代。

苏州丝绸博物馆·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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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礼记·春官》中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记载了不同仪式应该穿不同服饰,并根据仪典的性质、季节等决定纹饰、色彩、质料的选用。

战国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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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衣冠服饰经历了秦代不守旧制、不守周礼,到东汉重新定服制、尊重礼教的很重要的转变过程。“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帝嬴政把战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加以统一,“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创立了大一统的秦朝衣冠制度。陕西出土的兵马俑充分展示了秦时气势恢宏的袍服与戎装。

秦始皇兵马俑

经济繁荣、政权稳固的大汉王朝,其华丽的衣饰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及冠服制度在政治上的统治作用。而汉承秦制,把袍服亦作为国家礼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诸多实物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衣襟缠绕的深衣、飞腾婉转的如意祥云、织造精美的丝绸面料……展示了辉煌的大汉服饰文化风采。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

长沙马王堆汉墓印花敷彩纱丝绵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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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南北民族大融合时期,使胡汉服饰交汇融合。与此同时,来自西域佛教及本土玄学的产生,亦启发着人的觉醒,人们开始抛却对外在浮华的追逐,转向追求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生活方式不拘礼教。体现在服饰上,文人儒士追求“精神、格调、风貌”,有意仿古,宽衣博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风格。在竹林七贤的画像砖中,我们能看到当时著名的七君子——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梳着随意的角髻,袒胸露乳,一副蔑视礼法、豪放不羁、玄远高逸的形象。

石刻《竹林七贤》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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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把传统服饰推向了鼎盛阶段。唐初的服装主要继承隋代风格,瘦衣窄袖、色彩沉稳。到了中唐以后,色彩开始趋向鲜艳大胆,一些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如翠绿、玫瑰红、宝蓝、石榴红等开始运用于衣饰中,与此同时,外来纹饰盛行,如忍冬纹、串花纹、宝相花等。唐朝对待异族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大唐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造就了雍容大度、百美竞呈的大唐服饰,从无数出土的唐俑、壁画中,我们看到了性感的唐代女子衣衫,看到了变化甚多的发式、妆容,难怪诗人白居易写到:“时世妆,时世妆,出自京城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

《步辇图》局部(唐·阎立本)

唐三彩女佣

《文苑图》局部(五代·周文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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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观念不同,宋代开国即轻视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在服饰制度上,也恢复了汉族旧有传统,三令五申禁止百姓穿着胡人服饰。受当时程朱理学的影响,服装一反唐朝浓艳鲜丽之色,追求质朴、淡雅的风格,服饰样式也趋于拘谨、保守,形成了独特的宋代“理性之美”。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能看到宋时市镇的繁荣。画中五百多人,衣着不同,充分展示了北宋时期市井 的服饰:有梳髻的、带幞头的、裹巾子的、顶席帽的、穿襕袍的、披

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养鸡女(南宋)

《听琴图》局部(北宋·赵佶)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张择端)

明代废弃了元代的服饰制度,上采周汉,下取唐宋,恢复了汉族礼仪,并对服饰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确立了明代服饰基本风貌。“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对官员百姓服饰的态度从“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到“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这种服式的制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洪武二十六年,服饰制度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以后数百年内冠服制度未曾有变,并且明代服装形制在此后的戏曲剧装、民间婚俗中得以继承。

北京明十三陵神道石像·文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