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
目前已知对于“汉服”一词最早的文物记载，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简牍：“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描述4件“雕衣俑”的服饰，发掘报告中记述：“所雕衣着为交领右衽长袍。黑地上彩绘信期乡纹样，边缘起绒锦式样，下裾朱绘。这大概就是《礼记·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所说的深衣了。外为对襟短襦，上有彩绘绣花纹样。”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东汉蔡邕的《独断》：“通天冠：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礼》无文。”
最早的正史记载，是东汉的《汉书》：“（龟兹公主）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这3条记载所指代之汉还是狭义的汉地、汉朝，不过，“汉人（汉族）”都因汉朝得名——人们逐渐使用汉朝之汉表示华夏族群。故而这3条可算作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汉服概念的记载——尽管是狭义的概念。自此之后，“汉服”在更多情况下开始明确指代与异族服饰区分的汉族服饰了。
唐代《云南志（蛮书）》：“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南诏国“裳人”本是汉人，除用朝霞缠头，其余仍用汉人服制。
《新唐书》沿袭该记载：“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尚同汉服。”元代官修地理志《大元大一统志》转载《新唐书》：“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尚）同汉服。”明代《大明一统志》引用元志记载：“（丽江军民府）衣同汉制……《元志》：‘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同汉服。’”
《新唐书》：“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连营数十里，中军距凤翔一舍，诡汉服，号邢君牙兵，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蛮攻黎州，诡服汉衣，济江袭犍为，破之。裴回陵、荣间，焚庐舍、掠粮畜。”分别记载吐蕃军队和南诏蛮军穿着汉族服饰冒充友军进行屠杀和抢掠。
宋朝晃说之《阴山女歌》：“（闻阴山下有女子，汉服弹琵琶，传意甚异）阴山女汉服，初裁泪如雨。自看颜色宜汉装，琵琶岂复传胡谱。……使者高义重咨嗟，衣裳盟会其敢许。汉装汉曲阴山坟，七十年来愁暮云。即今山川还汉家，泉下女儿闻不闻。”此诗还使用了2处“汉装”来表示汉人服装。
北宋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于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清代由乾隆审定的《钦定热河志》：“景德初，契丹侵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于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都是记述辽军抓获汉人百姓的史实情况。
《宋会要》则记载：“奚有六节度，都省统领，言语风俗与契丹不同，……过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无人居，内城有瓦屋仓廪，人多汉服。”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文献通考》、清代《辽史拾遗》等分别转载。
《东京梦华录》记载各国使者参加元旦朝会：“（大辽）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副使拜如汉仪。”记载辽国使节穿着汉式服装参加元旦朝会。《三朝北盟会编》：“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拜如汉仪。”《古今事文类聚》：“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拜以汉仪。”沿袭了相同记载。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国禁止汉服：“（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法者死。……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相似记载较多，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髡发，不如式者杀之。……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宋代《中兴小纪》：“金人……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皆死。”清代《资治通鉴后编》：“下令禁民汉服，及衣冠不如式者皆死。”《清稗类钞》：“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汉服，令俱秃发。”
宋代《宋朝事实类苑》：“幽州……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汉服”“胡服”同时出现，记载当时各民族混居的现象。
《宋朝事实类苑》又有：“虏主年三十余，衣汉服，黄纱袍，玉带，？互靴，方床累茵而坐。……东偏汉服官三人，……西偏汉服官二人，……其汉服官进酒，赞拜以汉人，胡服官则以胡人，……二十八日，复宴武功殿，即虏主生辰也。设山棚，张乐，列汉服官于西庑，胡服于东庑，引汉使升坐西南庑隅。”“虏主”即辽圣宗耶律隆绪，此段记载路振出使辽国所见的礼仪情节。
宋代地理著作《方舆胜览》：“珍州……其昏姻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其燕乐以锣罗鼓、横笛、歌舞为乐。至与华人交易，略无侵犯礼仪之风。凡宾客聚会，酋长乃以汉服为贵。”是对宋朝珍州（今贵州正安）僚人习俗的记载。
明朝官修地理志《大明一统志》记载：“婚姻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燕乐以铜罗鼓、横笛、歌舞为乐，会聚以汉服为贵，出入背刀弩自卫。”。晚明时期地理作《蜀中广记》：“累世为婚姻，以铜器、毡刀、弩矢为礼，燕乐以锣鼓、横笛、歌舞为乐，会聚贵汉服，出入负刀弩交易，与华人不侵，此亦属县之大较也。”都是对《方舆胜览》珍州记载的转述。
据宋朝官修《宋会要》辑录的《宋会要辑稿》记载辽国服制：“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33]和《契丹国志》及元代《文献通考》都予转载。
宋代《契丹官仪》：“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蕃）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记述宋朝庆历年间余靖出使辽国的见闻。
元修《辽史》：“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这是史籍中关于汉服的最著名记载，《辽史·仪卫志二》则直接分为“国服”“汉服”两个条目，详细记载辽国使用的胡汉两种服饰制度。
以下列举后代《钦定续文献通考》《北游录》《续通典》等古籍对辽国服制历史的转载利用情况。
清初《北游录》：“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乾亨以后，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
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
“入晋后，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
“马端临考冠冕服章，自天子以及士庶人皆载之。今考《辽史·仪卫志》备详国服汉服，而士庶人之服略可见于本纪者，如右。”
“不知窄袍、中单不必冬间始服之也，若谓皇帝常服即汉服之柘黄袍等，则更鹘突不足辨矣。”同页单列一条“汉服之制”。
“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熈以后大礼并汉服，常朝仍遵会同之制。”“臣等谨按国服、汉服具详如右。”
清代《续通典》：
“会同中，（辽）太后、北面臣僚并国服，皇帝南面臣僚并汉服。乾亨五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土法服，自是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汉服。兴宗重熙五年尊号册礼，皇帝服龙衮，北南面臣僚并朝服，自是以后大礼并从汉服矣。今先列国服而以汉服次于后焉。”
“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其汉服终辽世，郊丘不建，大裘其衮服。”
“辽，祭山仪：皇帝红带、县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朝服垂饰犀玉，带错；公服，玉束带。其汉服衮服，革带、大带，剑、佩绶；其朝服，革带、剑、佩绶，皇太子、亲王及群臣皆同。七品以下去剑，佩绶其公服。”
清代《续通典》：“元国服之制无可考，今叙汉服之制如左。”指元代蒙古官服已不可考，而叙述当时所采用的汉服制度。
以上表明，清代学者奉乾隆敕撰的《续通典》等典章资料中有较多记载使用了汉服概念。
《明实录》：“虏数千骑突入延绥黄甫川关城，焚劫城内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虏之初至也，以数骑汉服扣关，诈称为大同镇奉公役至者，阍人启扉，千众奄至，把总高尚钧中流矢死。”记述蒙古鞑靼士兵诈穿汉服骗开城门后突入进行劫掠。
明诗：“燕台十月霜林晓，话到滇南入路岐。……沙江流水斜侵郭，汉服居民半杂夷。君去幕中勤佐理，从来徭俗更浇漓。”也是表明边疆地区汉人与其他民族混居的情况。
《峄桐文集》：“次尾叱曰：‘我不死卒手，尔官自持刃，且巾帻汉服也，吾不去此，不得无礼我。’”记述1645年抗清英雄吴应箕被捕后不屈而死的情形。
《续明纪事本末》：“（金）声桓预作数十棺，全家汉服坐其中，自焚死。”记载1649年金声桓反正后遭清军攻击，全家着汉服自焚。
清代掌故笔记《阅世编》：“其满装耳环，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
《清史稿》：“上议取锦州，命偕诸贝勒统兵四千，易汉服，偕大寿作溃奔状，夜袭锦州。会大雾，乃止。”这里后金兵仍用穿明兵汉服而混淆视听的方法来攻打锦州，因大雾而止。
乾隆《御制文集》：“及继世之孙，不数年而遂易汉服，又不数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反对改易汉服，后祥。
《清稗类钞》：“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记述乾隆在深宫穿汉服的情形。
国外史籍中也有关于汉服的记载，如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凡虏之来投者，使其养子毛有见主之，即换着汉服，人不得识别矣。”记载朝鲜君臣对话，指出明朝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令由后金投降者换穿汉服。“朱之蕃之弟亦被执，终始不屈，张、朱两人不为剃头。城外有长兴寺，张、朱着汉服居于寺中云。”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其国王报告被俘明将张春坚不剃发的情况。
表示民族服饰的名词“汉服”不仅见诸史料、诗文集，古代小说也有使用，如清初描写书生游说“强兵悍帅”之间反清复明诸事的小说《苗宫夜合花》：“盖冰娘虽易汉服，而天生眉字，尚不改苗女丰姿。”再如《草木春秋演义》写番邦胡椒国欲行偷：“你若果真去盗他的，明日临阵时汝可内穿汉服，外罩吾邦衣甲，吾自有妙法，汝但看身上穿了汉衣就杂于汉兵中去行事便了。”虽写的是汉代故事，但因写汉族与番邦军事冲突，此处“汉服”就有了汉族衣服的含义。